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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走进了这些孩子和老师们的生活

发布时间:2019-12-01 08:30编辑:教育中小学文章库浏览(141)

      本报首席记者  李雪林

      上海教育部门及相关区县通过努力,去年实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接受免费义务教育,40余万名外来孩子中有7成进入公办学校,3成进入招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民办学校。

      在闸北区洛川东路小学这所普通的公办小学,吸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读的比例已经超过80%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与上海本地孩子如何融合?他们每天的读书生活是什么样子的?他们有着怎样的迷茫和憧憬?上海老师如何面对教育对象的新变化……记者通过在一所普通小学的蹲点见闻,描绘教育公平背后的真实图景,让我们一起感受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融入这座城市中的蜕变和成长,也一起体味上海这座城市的包容之心。

      从商铺林立的延长路转进普善路,马路突然变窄了许多。一路走过去,依次是:马路菜场、道路清扫公司、颐和养老院、圆通快递公司、苏北餐馆,再走过一片老公房,记者见到了位于普善路818号的上海市闸北区洛川东路小学。

      这所小学有427名学生,其中外来务工人员子女357名,占到83%,远远超过本地生源。新学期,记者在这所小学蹲点10天,那一幢教学楼和一块操场,四周的柿子树、橘子树、石榴树,已熟记在心。记者走进了这些孩子和老师们的生活;这些孩子和老师们,也走进了记者的心中。

      外来学生比例逐年趋高

      早上7点40分,离学校开门还有10分钟,洛川东路小学的门口停满了助动车和自行车,聚集了几十位家长。身上的各色衣服透露出家长们从事的职业:蓝色的是物业保洁员,绿色的是超市营业员、橙色的是工地建筑工……

      把自己的学生迎进来,一年级一班班主任徐宏扯着嗓子组织班里34名小朋友排队,准备出早操。小朋友们排成两队,两两拉好手,但还没走出教室,大家就把小手都松开了,你推我赶,挤作一团;好几个小朋友找不到自己的同伴,茫然看着老师。徐老师只好在走廊上重新让孩子们排好队,但下楼梯的时候,又有孩子打闹起来了……

      开学有些日子了,徐宏还在为新生排队发愁。这个刚刚带完五年级的老师发现这届学生特别调皮,“也不能怪他们,34个学生中,28个是外来的小孩。家访中我调查了一下,基本没上过幼儿园;即使上过的,幼儿园的质量也不尽如人意。少了学前教育这一阶段,到了小学就要重新补上。”

      徐老师每天都为他们“做规矩”,“眼睛眼睛看哪里?眼睛眼睛看黑板!”“我请大家坐坐好!我就坐坐好!”“小手放放好,小脚并并拢”……这样自编的儿歌,一堂课下来,徐老师讲了不下20遍。

      学校里的男女生比例有点失调,三分之二是男小孩,三分之一是小姑娘,这无形增加了管理的难度。校长裴玲分析原因:“来上海务工的外来人员,往往会把儿子带在身边,女儿则放在老家读书。”

      第一节课结束,一年级二班班主任夏雪琴急匆匆去办公室打电话。原来,小文还没到学校上课。小文的父母开了一家小店,晚上忙到很晚,因为家里闹钟坏了,早上一家人都没起床,家长随口就决定孩子不用去上学了,也没跟老师请假。“上学是不可以随便缺课的。”夏老师告诉小文的父母。在老师催促下,小文脸都没洗,被送到了学校。

      下午,三年级一班班主任杨晓燕接到小旭妈妈的电话,询问小旭是不是有什么异常表现。原来,家里又进了小偷,而当时只有小旭独自在家,这已经是这个家今年以来第三次失窃了。小旭的爸爸妈妈以送报纸为生,每天凌晨两三点就出门。小旭每天早上自己起床,随便拽一件衣服穿上,独自到学校上课。有一次,早上四五点钟,家里进来了小偷,小旭急中生智,把自己蒙在被子里,直到小偷偷走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才敢出来。

      裴校长找出了学校历年数据:2001年,洛川东路小学共有309名学生,外地户口的孩子有97人,占31%不到;到了2004年,学校与沪北新村小学合并,573名学生中,有280名外来学生,占到49%;2005年,外来学生首次超过一半;2009年,外来学生增加到73%;到了今年,已经超过83%。

      “给孩子一张干净的书桌”

      洛川东路小学的家长中,有卖水果的、修空调的、送水的、擦皮鞋的、搬场的、做钟点工的、送快递的……老师们告诉记者,孩子们有的住在小区地下室,有的住在群租房里,有的住在别家院子里搭起的一个小篷子里;全家吃饭、做事,只有一张桌子,孩子们的作业本上常常布满油迹。这些家长普遍对孩子学习的要求不高,老师家访时,只对新生家长提了一个要求:“给孩子一张干净的书桌。”

      由于家长顾不上孩子,洛川东路小学形成了一个传统,每天下午3点20分放学后,开设“补缺补差”班,每个班三分之一的孩子留下来,老师们免费帮他们补习一个小时的功课。

      事实上,给家长们“上课”,在洛川东路小学也是老师们的重要任务。教导主任廖文娟开学前专门召集新生家长开会。她精心准备,列出了孩子们需要的20多项学习用品,具体到铅笔买什么品牌、买多少支,削笔器怎么用,都一一讲给家长听。

      在本地生源多的小学,家长会主动联系、配合老师,督促孩子学习,也会认真辅导孩子做作业,并签上自己的名字。但在洛川东路小学的老师看来,这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。有一次,五年级三班班主任张陆合老师要求家长看看孩子试卷,一名年轻的“80后”家长竟然说“不认识字,只会写自己的名字”。还有的家长甚至让孩子代自己签名。

      “80后”竟然是文盲?老师都难以置信。“但事实就是这样,可能在农村,兄弟姐妹太多了,就不读书了。”张老师分析道。

      家访的时候,老师们看到,有的家长忙着进货卖货,小孩子每天在家跟小猫玩。还有的家长开棋牌室,孩子就在闲着的麻将桌上、在一片吵闹声中写作业。所以,很多成绩好的学生放学后也要求“补差补缺”,为得就是能在干净的书桌上做完作业。

      本以为给孩子买点书是平常不过的事情,但调查下来,大部分孩子家里没有书架,也没有课外书。张陆合老师就在班里开展“阅读存折”活动,给家长们开出要买的书目,提出的要求是:孩子们每晚睡前半小时读书、看报,随时摘录,写在老师印制的“阅读存折”里,交流读后感。张老师还有一个“好习惯争章”活动,把学习中的各个习惯分成各种各样的章,“阅读存折”做得好,会赢得“读书章”;各种章积累到一定数量,可以换取老师的小礼品。

      四年级二班班主任曹珺曾经为学生家长建了一个博客和班级邮箱,每天把作业要求写在上面,也贴上一些类似《关爱男孩》之类的教育文章,但只上来过二三个家长,就冷冷清清了。后来曹老师意识到,大部分孩子家里没有电脑,她还是改用短信跟家长联系了。

      不止一位班主任得到过这样的“家长授权”:“小孩不听话,你随便打。”老师听后,笑着连连摇头。

      班主任带着礼物去家访

      “小玉最近有点魂不守舍,有时候忘记带语文作业本,有时候忘记带数学作业本。”为此,四年级二班班主任曹珺联系了小玉的父母去家访,记者跟着她一起去。

      出门前,曹老师去办公室拿出一个袋子,里面塞得鼓鼓的。34岁的曹老师已经做了十几年小学老师,马尾辫、白色T恤、蓝色牛仔裤,是她一贯的装束。她悄悄告诉我:“一个月前,妈妈生了弟弟,小玉可能觉得受冷落了。我想去跟她妈妈谈谈,多关心关心她。”

      从学校所在的普善路到位于平利路的家,小玉每天来回需要坐半个小时公交车。小玉一家租住在六楼的最西面一间,一室一厅。一梯三户的老公房,楼梯走廊上都堆着杂物。

      虽然才到下午四点多,但房间里有点暗,小玉妈妈抱着熟睡的婴儿迎了出来。曹老师忙把那袋东西递上去,“买了两包尿不湿,M号的,送给小宝宝。”

      客厅很小,一张桌子和一个冰箱之间只能容一个人过去。桌子有些油腻,电饭煲,饮水机、电风扇都摆在上面。曹老师问小玉:“平时就在这里做作业吧?”小玉点点头。

      小玉坐在椅子上,低着头,偶尔斜着眼看看妈妈,母女有些隔阂。妈妈告诉老师,生下小玉没多久,他们就来到上海打工,一年见不到几次。小玉是姨妈带大的,直到6岁才到上海,之前小玉都管自己的妈妈叫“阿姨”。小玉的爸爸做销售,也顾不上家里。

      谈到未来的打算,小玉妈妈很坚决:“我们要在上海读初中,读高中,读大学。”来上海打工十多年了,他们已经不想再回到安徽老家。

      曹老师告诉她自己了解到的升学政策,“外地孩子可以在上海考中职校,然后中高职贯通,考高职。据我了解,现在还不能在上海读高中,也就意味着不能在上海考大学。”小玉妈妈似乎毫不在意,“我们总归要在这里读书的。”

      “上周五,她到同学小琴家做作业,晚上打来电话说住在那里了,星期天才回家。”小玉妈妈岔开了话题。

      曹老师有点急了:“最好不要在同学家留宿。晚上不管多晚,爸爸妈妈还是要去接回来。”

      聊了半个多小时,出门后,曹老师自言自语:“这次家访又有意外收获,明天就跟小琴家长联系。”她说,很多家长不会随意让孩子在别人家过夜,外地家长却并不放在心上。小琴老家在贵州,父母离异,爸爸身体不好,小琴跟着在上海打工的姑姑生活。姑姑、姑父经常出差,小姑娘可能有一种孤独感,总爱招呼同学到家里玩。

      曹老师很推崇家访这种形式,在家里聊天,家长比较放得开,也能让老师了解更多内情。她记得,有一次去小浩科家家访,看到这个男生组装的一些玩具,才得知他动手能力很强,后来曹老师就把他招进了机器人兴趣小组,小浩科还获得了西南位育杯机器人大赛一等奖。

      聊到家长关心的送礼话题,曹老师很淡然,“基本没有家长会给我们送礼,有时候卖菜的家长随手拿点黄瓜、大蒜塞给我们,说些朴实的话。倒是老师会买点巧克力、小本子之类的小礼物送给学生。”

      社团活动提供一片新天地

      周二下午是洛川东路小学每周一次的素质拓展时间。走进每一间教室,都是一幅生动的画面——

      “左手拿叉,右手拿刀。”小学生们手持塑料餐具,跟着朱晓姝老师学习吃西餐的礼仪。机器人社团里是清一色的男孩,曹珺老师从网上淘来线路板套件,每人一套,学生们爱不释手,忙着拼接。“吾是上海宁!”“侬是上海宁!”“伊也是上海宁!”杨晓燕老师说一句,“学说上海话”社团的20个小朋友跟着学一句,杨老师希望这些孩子小学毕业后能够听懂、会说上海话,能理解上海的文化。

      茶艺队是最热门的社团。洛川东路小学是上海市第一所少儿茶艺特色学校,学校里的苗苗茶艺队是上海的第一支少儿茶艺队。学校专门辟出了一间大教室作为茶艺室,配备了各类冲泡器具。

      关于泡茶的学问,茶艺队小队员说得头头是道:“绿茶,冲泡水温80度-85度,如果水温过高,汤色就会变黄,维生素也会被破坏;花茶老嫩适中,可用90度左右的水冲泡;乌龙茶、普洱茶,用沸腾的100度开水冲泡。”他们还自己冲调珍珠奶茶,大家相互品尝,为“到底奶和茶多少比例最合适”争论不休。

      刚开始学茶艺的时候,他们可没有这么自信。社团指导老师朱莉华还记得,经常会有学生打破茶杯,在台上一旦做错动作就愁眉不展。而现在每次出去表演,每个孩子会自己列出所带物品的清单,一件件理好,装在学校配发的小箱子里,再一件件洗干净归还。在舞台上,即使有点小差错,马上也能微笑着投入接下来的表演。

      让他们学习茶艺,老师看重的是品性和气质的培养。朱莉华发现,孩子们现在会主动为家人、长辈、客人泡一杯茶。在老师的带领下,重阳节,他们到敬老院为老人泡上一杯“敬老茶”;教师节,他们给老师们奉上一道“敬师茶”;一年一度的三年级“十岁生日会”,同学们会互相赠送“友爱茶”。

      2010年世博会、中俄少儿茶艺交流、教育博览会上都留下了茶艺队员的身影,他们身穿民族传统服装,代表上海小学生表演“苗苗茶艺秀”。每一次演出,老师都会用摄像机拍下来,刻录成光盘,让孩子们带回家,给父母和亲朋好友欣赏。

      洛川东路小学现在有足球、卡通总动员、学说上海话、绘画创想、机器人等20多个社团,都很受孩子们欢迎。校长裴玲有些遗憾地告诉我,旅游和摄影两个社团没人报名,了解下来,孩子们没有照相机,也缺少旅游的机会。

      学校做过统计,全校400多个学生中,只有3个孩子分别学过小提琴、大提琴、钢琴。一位老师这样分析,“外来务工者更关注的是生存问题,他们很少有意识也没有条件去培养孩子的兴趣和特长。”

      但是,洛川东路小学每年都有学生因为舞蹈、茶艺特长被初中学校作为特长生录取。裴校长说:“如果说孩子有一点特长的话,那都是在学校里免费学的,而不是在外面花钱学的。比起单纯传授语数外知识,社团活动给了孩子们实现梦想的机会,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。”

      能否统筹考虑教育投入

      老师们谈起孩子们面临的生活环境,都流露出心酸,但是几乎每个人都跟我说,不要觉得外来的孩子差,他们只是家庭教育相对缺失,可能正因为家长放手,他们反而更自立。

      晶晶的家安在一个高档小区的地下车库,爸爸负责看车库,妈妈在小区打扫卫生,晶晶放学后还要回家带妹妹。有一次,学校登记孩子们的联系地址。晶晶偷偷跟老师说,自己家住在车库里。老师说没关系,就把小区地址写上吧。班主任家访的时候看到,晶晶的“家”里堆满了妈妈收集来的矿泉水瓶,家里3个孩子,一人一碗泡饭,泡饭上放着一把萝卜干。晶晶歌唱得好,又是学校茶艺队和舞蹈队的主力,2010年还到世博会的公众参与馆现场表演茶艺,今年作为特长生被闸北实验中学录取了。

      记者专门在五年级三班做了个小调查,这个班16名外地生源,其中7人出生在上海,有10人从一年级开始就在这所学校读书。我问即将小学毕业的他们,有多少人希望在上海读高中、读大学,有13个同学把手举得高高的。

      因为目前还不能在这里参加高考,很多特别出色的孩子读完小学或者读到初二就回老家了。老师们说:“走掉的学生都有机会进大学甚至名牌大学的,否则不会回去。他们走了,我们也很舍不得,毕竟教了那么多年。这可能就是教育者的无奈吧。”这些孩子游移在城市和乡村之间,回去要重新面对家乡的学校,学习新的教材。

      在中心城区里,闸北区算是外来人口比较多的一个区。早在2001年6月,闸北区就撤销了不符合办学条件的18所简易学校,将这些学校的学生全部安置到公办学校就读。在上海的公办小学,外来孩子和本地孩子一视同仁,每年只需要交日常饭费和100元活动费。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学校老师都已经有了共识,“这些孩子都是国家的未来,我们有义务教好。”但教育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也委婉地提到,外来孩子的教育财政经费都在各自省份,他们现在在上海接受教育,对他们的教育投入是不是应该有全盘的考虑?

      校长裴玲心里很清楚,这些孩子很多人出生在上海,将来很可能会留在闸北、留在上海。家长没读过书,怎么能再让孩子也没文化?为了上海人才素质的提高,也要把他们教好。

      作文课上,小敏、小慧、胡蝶三个好朋友不约而同在作文《____最辛苦》中,填上了“爸爸”。小敏的爸爸送货,妈妈做钟点工;小慧的爸妈在城隍庙卖服装;胡蝶的爸爸开了一家牙科诊所。小敏悄悄跟我说,将来想考上海的名牌大学;胡蝶大声说要做医生或者像杨丽萍那样的舞蹈家;而胖胖的小慧志向更远大,“我想考哈佛大学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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